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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启示录:青年奋斗决定国家命运

“五四”百年启示录:青年奋斗决定国家命运

2019-06-21 16:38:46 作者:佚名 来源:闪电新闻 浏览量:1964

  光阴流转,“五四”一百年了。

  谈到“五四”,我们常谈的是“五四青年节”。“五四”为什么叫“青年节”?这是因为一百年前,发生了“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

  鲁迅先生回顾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称赞新文化运动把原来的中国——“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之“来尝试”了,提倡“文学革命”:“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

  历史是一条不间断的长河,鲁迅先生回顾时,意识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通常说的“五四”,在学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指的是从1917年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

  正如鲁迅所回顾的,新文化运动最初集中在语言问题,是用白话文还是用古文写作的问题。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信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但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很快意识到语言革新的局限,因为“新瓶可以装旧酒”,所以开始进行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引发社会变革,随后爆发五四运动则是势所必然。

  我们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铺垫,五四运动则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没有新文化运动的铺垫,就不可能有后边五四运动高潮。因此,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需要我们用“整体”的视角来看待。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伟大,在于唤醒了广大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为国家命运而忧虑,为国家命运而奋斗。因为有了他们的奋斗,整个国家的命运出现了重要转机和转折。

  中国进入“现代”是被动的,鸦片战争后,不只是洋枪洋炮,电灯电话汽车等现代发明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甚至还有了股票股市。清朝同治十一年九月即1872年10月,由轮船招商局发行了中国第一张股票。

  西风东渐,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西方能够善待后起的中国,也许中国可以按部就班地继续向他们学习下去,但是,西方列强让中国失望了。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英法美等列强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不顾中国民众呼声,竟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激起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无疑,这是在向西方学习。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热血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但同时还亮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标语,这个标语具有革新性。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头四个字“外争国权”是震撼性的,它宣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青年看透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表达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失望,中国知识青年的爱国情在此标语中跃然而出。

  当然,谁要以为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失望是从1919年巴黎和会开始的,那也是低估了中国人的感知力、观察力和判断力。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南侵北犯,直至火烧圆明园,再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人一方面感觉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性。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评价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所用词语:这是两个“强盗”。

  中国人受儒家学说影响,特别重视道义二字,而西方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却有损于道义,中国人对此的感受是敏锐的,也是敏感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喊出“外争国权”,并非一时一事之感,而是对西方长期以来“非道义”行为的一种“总抗议”。

  所以,辩证法不是躺在书本里的学问,中国人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就“深刻地”掌握了辩证法:既要向西方学习,又认识到这个老师道义上是有问题的,你落后,它就打你。

  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回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我们能够深刻感知其中蕴藏了改变中国未来的磅礴力量。一群活力四射的知识青年,他们弃故如敝履,纳新若饥似渴,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如仇雠,怀抱“民主”和“科学”欲挽大厦之将倾。他们心系国家和民族危亡,对西方列强有正确的认识,内革弊政,外争国权,希望之火在东方大地上点燃。

  所以,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很正常的,这是先进的知识青年对西方辩证认识后的理性选择。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青年,虽然未来有所分化,但一种人间正气始终在知识青年中屹立不倒,救亡图存、爱国强国成为一代代青年的主动抉择。

  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二者之间存在剪不断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知识青年中的一批精英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像土壤,中国共产党是这片土壤中所孕育出的种子;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此,我们就能明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国家历史文化坐标中的重要位置。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引导一大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今天,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关键节点,青年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富活力的群体,他们选择什么道路,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

  “青年奋斗决定国家命运”,这是五四运动带给我们的永远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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